1、近日贝克制药科创板IPO获受理，旗下新冠特效药物正在申请注册中，但或陷入资质争议。主要营业产品业绩波动较大，主营业务之一的抗乙肝制剂产品面临严峻的市场竞争。

  2、截至2022年6月末，贝克制药合并口径未分配利润为-2.4亿元。报告期内，贝克制药的存货在增加，占总资产比重从18.50%增加到32.12%。2022年上半年，业绩下滑叠加存货账面价值达到3.43亿元，贝克制药的药品越来越难卖。

  3、2020年的销售投入占到当期研发投入的近两倍，不仅贝克制药的研发投入远不及销售投入，而且其研发投入水平在同行业中也处于中等偏下。

  4、根据《法制日报》2014年的报道，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原县委书记刘家坤在任职期间多次利用职务之便给贝克制药以便利，实控人王志邦涉嫌向其行贿。此外，王志邦还曾涉嫌行贿当地其他官员。

  2月3日，安徽贝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贝克制药”）科创板IPO获受理，保荐人为国元证券，保荐代表人为高震和，成为开年科创板首家获受理的IPO企业。

  本次贝克制药拟募集资金14.2亿元，用于年产单方制剂6.5亿粒以及“鸡尾酒”制剂5亿粒项目、利托那韦原料药生产线建设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和补充营运资金。

  凤凰网财经《上市公司研究院》发现，在贝克制药谋求上市的同时，其业绩表现波动较大，主营业务之一的抗乙肝制剂产品面临严峻的市场之间的竞争，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其产品存货越积越多，存货周转率逐渐走低。

  贝克制药的资产负债率高企，其中短期借款占总负债比超50%以上。此外，其过往经营过程中涉及多起行贿事件，这些均未在招股书中披露。

  疫情刚有所缓和，贝克制药携带新冠治疗药物敲响A股IPO的大门。招股书显示，贝克制药在申请注册药物莫那匹拉韦胶囊（0.2g）为新冠治疗药物，将有益于国家新冠疫情防治工作。

  根据安徽贝克制药外贸部有关人员对媒体的回应，莫那匹拉韦胶囊是以口服抗新冠特效药莫努匹韦作为主原料合成的。

  资料显示，莫努匹韦由默沙东和Ridgeback联合开发，属于新型核糖核苷类似物前药，用来医治SARS-CoV-2感染者的COVID-19。

  但据日内瓦药品专利池（MPP）网站消息，有5家中国药企获准仿制莫努匹韦，包括复星医药、博瑞医药、石家庄龙泽制药、上海迪赛诺和朗华制药。安徽贝克制药并不在其中。

  尽管资质存疑，但据安徽贝克制药首席技术官柏俊在2022年4月和12月接受合肥新闻联播采访时表示，早在2021年，贝克制药就已完成了原料药的生产。当时报道中还称。贝克制药的莫那匹拉韦对感染后五天内用药的新冠感染者疗效显著，“最快的可一天转阴。”

  除了新冠药物，贝克制药也生产针对艾滋病、乙肝等病毒的治疗药物。招股书显示，贝克制药是一家专注于治疗艾滋病、乙肝、新冠等抗病毒药物领域的化学药物研发、生产及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艾滋病、乙肝和新冠肺炎均属于乙类传染病，其中艾滋病、乙肝目前均无法根治，需长期依靠药物抑制病情发展。

  截至目前，贝克制药拥有治疗艾滋病、乙肝及其他疾病的化学药制剂注册批件14个，在申报注册的制剂产品5个。其乙肝产品已覆盖市场主要药物，在研的5款创新药未来拟开发成低剂量低毒性长效艾滋病治疗用药。

  贝克制药的主要经营业务收入来自抗艾滋制剂产品、抗乙肝制剂产品和原料药及中间体。招股书显示，2019年至2021年，贝克制药的总营收分别为5.18亿元、3.75亿元、5.46亿元，期间的同比增长分别为-27.52%、45.48%。2022年上半年，贝克制药的总营收为1.87亿元。

  对于2022年上半年业绩下滑原因，贝克制药解释称，抗艾滋制剂主要由疾控中心统一招标采购，时间一般在每年三、四季度招标。2021年公司因依非韦伦（治疗艾滋病药物）原料药车间升级改造，当年未进行投标，导致 2022 年艾滋类产品收入大幅减少。

  报告期内抗乙肝制剂大幅度地下跌的原因是，2018 年11月15日，国家发布了《4+7 城市药品集中采购文件》，部分乙肝药品被纳入集采范围，价格降幅明显，受此影响，公司有关产品市场售价及市场规模一下子就下降，因此导致公司抗乙肝制剂产品收入及占比均呈下降趋势。这也代表着，随着抗乙肝制剂产品的市占率越来越低，贝克制药必须找到抗艾滋制剂产品、抗乙肝制剂产品之外的其他增长点。

  两大主营产品营收都在下滑，贝克制药的净利自然不客观，目前仍处于亏损状态。招股书显示，2019年至2022年上半年，贝克制药净利润分别约为-891.02万元、1657.86万元、7926.59万元、-1541.43万元。截至2022年6月末，贝克制药合并口径未分配利润为-2.4亿元，企业存在累计未弥补亏损。

  随着营收下滑，贝克制药的存货也在增加，药品越发难卖。据贝克制药介绍，公司存货主要由半成品、原材料和库存商品等构成，报告期内，公司存货账面价值分别为1.73亿元、2.11亿元、3.16亿元、3.43亿元，占总资产比重分别为18.50%、19.08%、30.92%、32.12%。

  存货周转率从2019年的1.10次/年下降为2022年上半年的0.52次/年。对于周转率低的原因，贝克制药称，公司原料药生产主要是采用规模化的库存式生产模式，原料药生产的全部过程复杂、中间产品多、生产周期较长，同时部分产品共用车间，经常性更换品种成本比较高，为能及时交付产品、减少转换成本以及实现规模效应，基本的产品各步骤中间体（半成品）备货较多。

  业绩亏损之时，贝克制药也没给部分员工缴纳社保。招股书披露，报告期内，企业存在部分员工未缴纳社保、住房公积金的情况。报告期内的漏缴金额分别为227.30万元、134.78万元、100.04万元和 19.43万元。

  贝克制药以“高新技术企业”自居，在招股书中表示，公司已开启从仿制药向创新药发展的新阶段。发行人已获批、在申请及在研的仿制药产品基本覆盖WHO一线或二线、国家疾控中心采购用药。

  不仅如此，贝克制药还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等称号；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抗病毒药物安徽省重点实验室、安徽省手性药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但从投入看，贝克制药的研发投入远不及销售投入。招股书显示，2019年至2022年上半年，贝克制药研发投入金额分别为4352.22万元、5067.30万元、7245.84万元、3912.58万元，占据营业收入比例分别为8.40%、13.50%、13.27%、20.90%。虽然贝克制药近年来的研发投入占比在提升，但与销售投入相比，还是略有差距。

  同期内的销售投入分别为2.22亿元、1.14亿元、1.13亿元、4342.85亿元，其中2020年的销售投入占到当期研发投入的近两倍。销售投入中，市场推广费是支出大头，2019年至2022年上半年，市场推广费分别为1.70亿元、7686.50万元、7381.12万元、2493.75万元，占销售投入比重为76.72%、67.69%、65.28%、57.42%。

  从同行业内看，贝克制药的研发水平属于中等偏下。以2021年为例，前沿生物的研发投入占比为424.93%、广生堂占比为17.86%、南新制药为15.03%。

  除了研发投入低，贝克制药的资产负债率也居高不下。2019年至2022年上半年97.54%、83.31%、73.71%和 75.53%，甚至远高于同行。以2022年上半年为例，前沿生物的资产负债比为31.39%、广生堂占比为28.05%、南新制药为32.79%。

  招股书中，贝克制药称资产负债率高企的原因是研发与生产投入资金较大。但事实上，贝克制药的负债多来自短期借款。招股书显示，2019年至2022年上半年，贝克制药的负债分别为8.37亿元、8.91亿元、7.13亿元、6.31亿元，其中短期借款分别为4.26亿元、5.17亿元、5.14亿元、4.22亿元，占总负债比分别为50.90%、57.99%、72.06%、66.84%。

  值得注意的是，贝克制药在报告期内存在为满足贷款银行受托支付要求，通过第三方取得银行贷款的情形。报告期内，涉及转贷金额累计总额8.93亿元。

  根据招股书，因为原料药材料、固定资产、研发等各方面投入，公司的主要资产金额来源是银行贷款。但由于部分内容不符合银行规定，为缓解压力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贝克制药通过转贷方式获取贷款。

  招股书显示：贝克制药的控制股权的人为贝克药业，占公司股份总额的47.60%，公司实控人为王志邦，其通过直接持有、或通过贝克药业间接持有公司4247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52.43%。

  公开资料显示，出生于1963年的王志邦前半生都在医药贸易领域耕耘，直到2003年担任贝克药业执行董事，2007年6月至今担任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根据《法制日报》2014年的报道，王志邦或涉嫌向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原县委书记刘家坤和其他官员行贿。

  报道称，2007年至2011年，刘家坤多次向太和县房地产管理局、太和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等单位打招呼，使贝克制药公司顺利办理了房产证、土地证。2008年，刘家坤给太和县环境保护局打招呼，要求对贝克制药公司因违反环境保护规定被查处一案给予关照，并要求将该公司从公开公布的违规排污企业名单中撤下。

  2011年至2012年8月，经刘家坤协调安排，贝克制药公司申报安徽省财政厅产业振兴和技术改造建设项目顺利获得批准，并得到技术改造资金。2011年8月，在刘家坤的安排下，太和县委、县政府出台相应文件，为贝克制药公司上市改制提供政策支持，并安排太和县人民政府用县财政预算外资金为该公司向银行贷款做担保。2012年，刘家坤为贝克制药公司的扩建用地，安排太和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协调解决别的企业的搬迁问题。

  作为答谢，贝克制药王志邦多次向刘家坤提出按照一股一元的价格送给刘家坤原始股，刘家坤表示要现金入股。最后，刘家坤以情妇赵晓莉的名义与贝克制药公司签订了保密暨禁止竞业协议书（即持股协议书），使赵晓莉持有该公司35万股原始股。

  此外，太和县环保局原副局长安林也利用职务之便，为贝克药业在有关环评审批、联系危险废弃物处理公司方面提供帮助，先后九次收受该公司副总经理王某、事业发展部部长陈某所送的购物卡共计价值人民币2万元。

  以上这一些信息均未披露在招股书中，在注册制大背景下，上述未披露信息影不影响贝克制药上市进程？

  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琮对凤凰网财经《上市公司研究院》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首发业务若干问题解答（2020年6月修订）》规定，发行人及其控制股权的人、实控人在公开发行新股之前，必须在最近3年内无重大违背法律规定的行为。王志邦虽然存在查证属实的行贿行为，但未被法律追究刑事责任，故贝克制药上市进程不会受此影响。

  “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公开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8号——创业板公司招股说明书(2020年修订)》也规定，发行人及公司关键人员应当披露对财务情况、未来前景等可能会产生较大影响的诉讼或仲裁事项等。”他进一步称，由于王志邦可能因为涉嫌行贿等违背法律规定的行为而面临被追究相关刑事责任或受到其他相关处罚的风险，并对贝克制药造成影响，根据相关规定，与他有关的几起行贿案件仍应当予以披露。

  他补充道，未来贝克制药可能面临证监会的问询并要求退回补充。王志邦的行贿往事一定会在IPO审核、注册过程中受到证券发行监管部门的着重关注及问询。监管部门将重点关注王志邦涉罪的详细情况如下：是否是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公众健康安全等领域的重大违背法律规定的行为？是否将违法来得到的用于入股支付对价？是否牵涉到发行人？是否会对发行人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等。以上这些也将影响其IPO进程。